新中國古籍收拾項目中，規模最年夜也最受人們關注的，就是點校本二十四史。隨著古籍收拾事業的發展、學術研討尤其是斷代史研討的深刻，點校本二十四包養網 史的問題也逐漸顯現。2006年起，中華書局開始著手規劃點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訂任務，本年將出書《史記》修訂本。中華書局總經理徐俊師長教師全部旅程參與了二十四史修訂本的組織與出書任務，他認為，由于現在的學術積累和方便條件，在法式保證質包養 量的原則下，相對上一次的點校本，修訂本的質量會有顯著的進步。8月17日，徐俊師長教師將在上海圖書館做題為“《史記》點校舊事”的講座。
先請您簡單介紹當年二包養 十四史點校任務的情況。這項任務從規劃（1958年）到最終完成（1978年）花了近二十年。這么長的時間，有這么多的學者參與（此中還經歷了“文革”），是若何在具體運作中堅持質量的？
徐俊：中國人重視歷史，這是傳統。毛澤東就特別重視古籍，好讀史書，是以新中國成立以后，收拾出書一套“中華國民共和國版”的二十四史（鄭包養網 振鐸語）成為良多人的心愿。1958年2月，古籍收拾出書規劃小組成立，直屬國務院科學發展委員會。在古籍小組制訂的第一個古籍規劃中，就有二十四史點校本。1958年9月13日，由吳晗、范文瀾召集中國科學院歷史研討所尹達、侯外廬，中華書局總編輯金燦然和地圖出書社總編輯張思俊，在歷史所三所（今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召開“標點前四史及改繪楊守敬地圖任務會議”。會議研討確定了前四史點校計劃，還決定其他二十史及《清史稿》的標點，也由中華書局訂出規劃。這是一次很是主要的會議，決定了二十四史和重繪楊守敬地圖兩個歷時彌久的學術項目標包養 走向，重繪楊圖就是后來復旦年夜學譚其驤師長教師掌管的《中國歷史地圖集》。這兩個項目，實際上是“文革”前后開展并相繼完成的中國人文學科最嚴重的結果。當時底本計劃是要把一部門地圖放到新的二十四史點校本中，在《史記》出書的時候，因為重繪楊圖的進度問題，才放棄了。
前四史底本是要向國慶十周年獻禮的，可是到1959年9月才出書了《史記》，12月《三國志》出書。前四史出齊已經到“文革”前夜的1965年了。開初有兩套出書計劃，一套標點集注本，一套標點通俗本。集注本應專門研討之需，通俗本供普通讀者之用。通俗本就是現在通行的簿本，當時是要給普通讀者閱讀用的，所以重要任務是標點，目標是做一個準確簡明的標點本。《史記》沒有校勘記，僅用方圓括號的情勢來表現文字的改動，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產包養網 生的。列進集注本計劃的，《三國志》用盧弼《集解》，《漢書》《后漢書》用包養王先謙的《補注》和《集解》，《史記集注》則明確為新編。要新編的還有《南北史補注》，別的至今還沒有出書的王先謙《兩唐書合注》也在此中。但標點集注本，一本也沒做出來。底本為便利普通讀者閱讀的通俗本，反倒成了半個世紀以來學術界最通行的簿本。從這件事看，上世紀五十年月，雖然意識形態主導很嚴重，可是從領導人、主事者到參與者，都有很是明確的目標和深摯的功底，也有很是高的學術標準。
前四史重要由中華書局的編輯或外聘編輯完成，《史記》由宋云彬在顧頡剛點校本上加工而成，《漢書》由傅東華在東南年夜學點校本上加工撰寫校勘記，《三國志》《后漢書》分別由陳乃乾、宋云彬承擔。前四史的收包養網 拾處于探索階段，體例做法明顯不統一。其他各史雖然確定了點校者，但進度緩慢。到1963年，中華書局向中心寫信，請求把外埠承擔點校的學者調進北京，集中在西郊翠微路中華書局年夜院辦公。像南開鄭天挺師長教師、武年夜唐長孺師長教師、山年夜王仲犖師長教師、中年夜劉節師長教師等，都是1963年被借調進京的。聶崇岐師長教師故往后，羅繼祖師長教師進京接替《宋史》的任務，北京參加的有陳垣、聶崇岐、翁獨健、馮家昇、傅樂煥、吳則虞等師長教師，留下了一段盛傳至今的“翠微校史”的佳話，直到1966年“文革”爆發。
包養網 1963年以后，結合前四史的經驗和教訓，對各史具體情況及問題作了周全研討，在校勘方面提出了新的請求。除做好版本對校外，還要比較系統地進行“本校”（本史各部門的互證）和“他校”（以有關史籍及類書等比勘），并強調要吸取後人對本史的研討結果。為了使標點、分段更為公道，使各史點校體例年夜體統一，還從頭擬包養網 訂了適用于《晉書》以下二十史的標點和分段體例，年夜年夜進步了各史的收拾請求。南北朝兩史八書，年夜部門都是在那時候做的，體例規范，學術質量也高。這一階段的任務奠基了二十四史點校的學術基礎，1971年恢復任務，也是在此確定的標準下開展的。
在1967年中心“文革”小組戚本禹掌管文明任務的時候，曾短暫恢復過點校，除了一部門本來的點校者，何茲全、卞孝萱等師長教師也在那個時候來中華任務了近一年。這段時間指導思惟比較“左”，對之前結果的顛覆性很年夜，但對后來任務的影響很小，因為這些做法，并沒有被1971年恢復點校任務后所接收。這段時間政治化很是厲害，標點也要講階級斗爭，檔案里有不少記載。有一位師長教師當時還寫了文章，舉例說，什么情況下要用感嘆號、問號，什么情況下要空行分段。當然，這些政治化的做法很荒謬，最后并沒有帶進正式出書的點校本中，這是需求特別說明的。
1971年，在北京召開了全國出書任務會議，姚文元在請示過毛主席后給周總理寫了一封信，建議恢復二十四史點校，作為研討批評歷史的資料。周總理當天就作出指示：“二十四史中除已標點者外，再加《清史稿》，都請中華書局負責加以組織，請人標點，由顧頡剛師長教師總其成。”1971年到1978年，又有一批學者集中到北京，在中華書局參加點校任務。略有變化的是，此中的兩《唐書》兩《五代史》和《宋史》五種，交由上海學術界完成，此前沒有做完的藍本、校本、校勘資料，都移交到上海。上海五史作為二十四史點校的一部門，體例的調整和確定仍由中華書局負責，具體編輯任務由上海國民出書社（后期由上海古籍出書社）承擔，出書用中華書局名義。上海方面完成的情況很是好，五史出書后，部門編輯檔案，包含藍本、校樣后來都移交給了北京中華書局。
二十四史點校本出來之后，不少人有個籠統的認識，認為上海五史質量欠佳。實際上，上海五史的點校體例、整體標準和后期編輯任務，與1963年確定的體例、1971年的北京中華的具體請求沒有年夜的分歧，並且也是在北京已有的基礎上做的，包含陳垣師長教師掌管的兩《五代史》初稿、王先謙《唐書合注》底稿，都供給給了上海參考。從現在能看到的上海五史的校勘長編看，做得很是規范、詳實，校點情況、校改意見、終審意見都在。《宋史》的原稿，每一本後面都有標校人、復校人簽名，很是認真而規范。當然，校勘記的數量是不太一樣，《宋史》多，兩《唐書》的《地輿志》也很是詳細，但總體而言校勘記出得簡單，這是受年夜環境影響。專業的校勘問題，其實各史都是相對存在的，往往有其獨特的歷史成因，好比《舊唐書》的藍本問題、二史合校的問題等。總的來說，上海五史與整個二十四史的點校質包養 量是相當的，尤其是后臺各環節的任務。這次修訂，《舊唐書》、兩《五代史》《宋史》仍然由上海學術界承擔，別的還新增了《三國志》。
點校任務歷時二十年，先后參與其事的近二百人，客觀地說，點校本二十四史是國家意志與全國學術界、出書界，三方面氣力協同完成的結果，是一座集體聰明的豐碑。此中尤其是點校者的支出，值得我們永遠記取。
當時點校任務既有方便的條件，也遭到一些主客觀原因的制約，在您現在看來，這項任務有哪些缺憾？這應該也是這次修訂的重要緣由吧。
徐俊：點校本的問題，總體而言是遭到當時客觀條件的制約，成書時間跨度太長，導致標準和體例不統一，收拾深度也各有參差，有的藍本選擇不夠精當，有的校勘過于簡略，標點也間有掉誤。點校本一開始作為“通俗本”的定位，確定了它簡明、通行的特點，但也同時留下了學術上的遺憾，好比“不主一本，擇善而從”的問題，好比校勘記過于簡略的問題。在后來長達二十年的時間跨度中，分歧階段的收拾標準也不完整統一，最明顯的是情勢上的差異，就前四史而言，《史記》沒有校勘記，以張文虎《札記》代之；《三國志》校勘記集中在全書之末，僅標注頁碼卷數；《漢書》《后漢書》校勘記放在每卷之末，但校勘記用頁行標示次序遞次，註釋中不出校碼。再如文字校改方法，開始是用方圓括號來標示，方括號為正字、補字，圓括號為誤字、衍字，不出校記說明校改來由。后來各史都用改字出校的方法。當然，統一體例更主要的方面是收拾標準要基礎統一，包含校勘方法、取校范圍、取舍標準、分段及標點方法。
點校本二十四史年夜多采用“定本式”校勘包養網 方法，凡是做法是根據校勘結果，矯正藍本衍脫誤倒，并出校說明校改依據。可是點校本部門采取“不主一本，擇善而從”，並且紛歧一出校的方法，有違“定本式”校勘規范，實際上構成了一個新的簿本。“不主一本”的校勘方法，遭到的爭議最多。究其緣由，還是最後規劃時這套書“通俗本”的定位。“定本式”是歷來應用最多的傳統做法，隨著現代學科意義的古籍收拾的完美，“定本式”的體例也越來越具體。這種方法，最包養 年夜限制地保留了藍本的面孔，文本更準確，又匯聚各本異文，一本在手，如對眾本，是現代古籍收拾最通行的規范做法。是以這次修訂，所有的采用“包養網 定本式”，一切主要改動都出校說明。
有些缺憾是時代使然，好比斷代史研討程度的差距。當年一批學養高深的史學家和文獻學家參與了點校任務，保證了收拾的學術水準，顧頡剛、陳垣、鄭天挺、翁獨健、唐長孺、王仲犖等師長教師，都是斷代史頂級學者，當年的收拾重要依附學者個人的學術積累來完成。半個世紀之后，回過頭看，當時斷代史研討的深度和廣度還不夠，換句話說，現在各斷代史研討的深刻遠遠超過當時。除了斷代史研討，還有與二十四史收拾有關的專書研討、專題研討，深度和細節方面，都有年夜的進步。隨著斷代史研討和各項專題研討的深刻，點校本的缺憾加倍顯現。
再好比版本和文獻資料的應用，也分歧水平地遭到當時客觀條件的制約。部門史用書不充足，是另一個缺憾。《史記》因為顧頡剛之前已經開始三家注匯校的任務，由賀次君遍校北京圖書館躲本，校勘基礎相對充足。兩《漢書》和《三國志》版本校不夠，重點在標點，校勘重要采用清代以來結果。1963年以后強調統一校勘標準，各史用書重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地區的躲書。當時用書獲得中宣部、文明部、古籍小組等主管部門支撐，甚至直接命令調書，解決了基礎用書問題。為大師所熟知的張元濟、張森楷校勘記，都長期借在點校組參考。現存檔案中還有向南京圖書館借用張森楷校勘記的完全記錄。即便這樣，從現在國內古籍的善本以及海內回歸的善本情況看，有部門史所用版本和校勘用書是很不夠的。在點校本之前，通行了兩百年的是殿本，后來是百衲本，是以最後的考慮，就是直接拿殿本來點校，有些盡管版本更換了，但還留下了殿本的影子。如《漢書》雖然用王先謙《補注》作藍本，但大批用字同殿本。對于宋元本，當時廣泛依賴百衲本，百衲本依據宋元善本影印，是當時條件下應用宋元善本的最便捷途徑。可是百衲本校改修補嚴重，參考最多的也是殿本，其實是用影印的辦法收拾出書的一個新的二十四史版本。這次修訂，我們年夜面積地應用和核校了百衲本及其祖本，明確了百衲本與其祖本之間的宏大差異。這一點學術界也有深刻探討，好比杜澤遜師長教師就曾對百衲本《史記》的校改修補寫過專題長文。百衲本《宋史》用元至副本和明成化本拼合而成，《宋史》修訂組發現因為兩個版本行款紛歧，百衲本進行剪裱，無異于重排。總之，各史所用版本、善本情況不平衡。
最后一點，是當時文獻檢索途徑的單一。做古籍收拾的人都會有這個體會，點校一部書，到最后總有一些問題是下不了手的，因為我們的知識無限，文獻查不到，無從印證，無從判斷。以前查一首詩能否佚詩，最早見于什么書，還見于哪些書，要想盡各種辦法查檢，有時還得靠運氣。現在科技發達，數字化帶來的文獻檢索的優勢包養 是當時無法想象的。當時的老師長教師，重要靠本身讀書的積累標點下來，靠本身的學識判斷校異同、定長短，綜合質量周全深刻、處理得體，但細節上難免掛漏。好比一些有版本異文的語詞，究竟哪一個更接近史文，在同時期文獻中能否有大批的用例，現在用數據庫檢索，年夜年夜擴展了采樣范圍，進步了判斷準確性，當時不克不及解決的問題，現在比較多地能解決了。再如史書中有大批小地名，是隸屬關系還是并列關系，當時很難判斷，出錯在所難免。舉《明史·河渠志》中的一個例子，原文“筑海陽登云都云步村等決堤”，點校本標點作“筑海陽、登云、都云、步村等決堤”，看起來沒有一點問題，其實不單地名點破了，並且將隸屬關系誤成了并列關系。“云步村”隸屬于“登云都”，“登云都”隸屬于海陽縣（都是縣下村上的一級行政單位），看起來“二二二二”并列結構，實際應該包養網 是“二三三”的結構。類似還有各種渠塘湖堰、河閘堤壩的小地名，原來重要靠查各省通志，現在歷代處所志都可以應用，可以作更多的文獻比對，包含各地當局網站。所以這次《明史·河渠志》的標點改動比較多，這是研討條件包養網 改良形成的。
再有一些是當時的客觀情勢所迫，唯其這般，才幹完成，如《史記》用顧頡剛、賀次君師長教師已經點完的金陵書局本，再好比《舊唐書》，復旦接收任務后起首是用百衲本作為藍本從頭開始標點，可包養 是包養網時間緊，就改用陳乃乾師長教師已經點過的清道光岑氏懼盈軒本作為藍本，再加工。
有些問題是純粹技術緣由形成的。《宋史》宗室包養網 藍雪詩和他的妻子都露出了呆滯的表情，然後異口同聲的笑了起來。世系表有良多人名，這些宗室人名用字都是生造包養網 的，良多人在史書上沒有任何事跡記載，名字只見于宗室表一次。當時鉛字排版印刷，假如造字的話，刻字的任務量特別年夜，所以宗室表里比較后的人名都是用其他字取代的，沒有效原字。現在造字便利了，數字化技術的運用，可以解決良多原來的問題。
修訂本是原點校本在新的歷史時期的延續，這是我們對修訂任務的定位。修訂任務在原點校本基礎上展開，嚴格遵照適度、適當修訂和完美的原則，通過系統的版本復核、文本校訂，解決原點校本存在的問題，彌補缺乏，構成一個體例統一、標點準確、校勘精審、閱讀便利的新的升級版本。
有良多學者都對點校本提出各種意見和建議，除了具體標點的商議之外，甚至有更換藍本的說法，您怎么對待這些意見和建議？
徐俊：校書如掃落葉，二十四史點校本也不破例。當年《史記》剛出來，顧頡剛師長教師跟宋云彬說“魯皇帝之命”的“魯”加專名線是錯的，為包養 此宋師長教師還寫了書面檢查。《包養 史記》在重印和出書線裝年夜字本的時候，已經做過第一輪修正，1982年重排，改動更多一些。上世紀八十年月初，點校本集中重印，各史都作過較年夜面積的挖改，挖改依據重要就是學者意見和點校者新提出的校改條目。
在這一次修訂啟動之初，我們集中做了兩項任務：一是周全清算點校任務檔案，清楚當年點校任務過程、體例構成過程，和各史特點、點校本重要遺留問題；一是系統彙集梳理各史出書后包養 有關點校本的意見，包含零碎發表的札記，弄清問題類型，同時設立了“二十四史校訂研討叢刊”，集中出書關于點校本的校訂結果，作為修訂任務的學術支撐。
藍本選擇是古籍收拾的重中之重，所以點校本的藍本問題，一向遭到學者的關注。這次修訂觸及藍本的，重要有兩類情況：一類是當時藍本選擇欠當，或許近年有新見善本可以替換的；另一類是原來“不主一本”，這主要確定藍包養 本的。
先說第一類。好比《漢書》點校本以王先謙《漢書補注》為藍本，剔除其余，只用註釋和顏注。到今朝為止，學術界對《漢書》版本的研討仍不充足，這次《漢書》修訂組在版本調研上做了大批任務，經過數次版本對校，最終確定以金陵書局本為修訂藍本。《后漢書》原以百衲本影印南宋紹興本（所缺五卷配以靜嘉堂文庫本）為藍本，但百衲本多有挖改，已非紹興本之舊，今改以國家圖書館躲紹興本為藍本他來說更糟。太壓抑太無語了！，所缺五卷以國圖躲北宋刻遞修本配補。再如大師關心的《舊唐書》，這次修訂就改回到百衲本影印宋刻殘本配明聞人詮本為藍本，而不消清道光岑氏懼盈軒本。藍本更換是一個很是穩重的選擇，因為藍本的變動，文本面孔和校勘記都會有相應變化，考慮到點校本二十四史已經通行近半個世紀，最年夜限制地延續點校本的基礎面孔，是必須考慮的。
第二類所謂“不主一本”，但當時實際操縱中還是有藍本的，即所謂任務本。點校本在說明中有的有明確交待，有的沒有。這次修訂，都要覆按比對，找收工作本所用版本。好比《三國志》，點校本以百衲本（前三卷為紹興本，后六十二卷為日躲紹熙本）、殿本、金陵書局本、江南書局本四種版本互校，擇善而從，經過比勘查對，才了解實際任務本是金陵書局活字本。修訂本計劃討論時，魏蜀吳三書擬區別對待，選擇分歧藍本，后來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國圖躲舊題紹熙本出書，經過修訂組周全比對，與日躲紹熙本年夜體分歧，于是確定為全書藍本。
因為分歧的校勘理念，在藍本選擇上，是選擇晚期宋元刻本，還是選擇明清甚至近代精校本，見解年夜有分歧，各有各的事理。我個人覺得，藍本選擇和收拾方法一樣，最主要的是適合收拾對象，適合這一個收拾本的定位。好比《史記》，修訂工程開始之初，就有學者主張用三家注的最早刻本黃善夫本，認為最接近原貌。修訂組將三家注、兩家注、單注本系統的代表性版本，進行了周全對校，黃本既有晚期刻本的優點，也有普通家塾刻本的缺點，存在大批的俗別字和訛字，勢必增添大批純技術性的文字校勘，而這些普通文字校勘，經過歷代校刻，年夜多已經獲得矯正，簡單重復這一部門任務，反倒稀釋了校勘記的價值。別的，金陵書局本在錢泰吉校本基礎上，系統接收梁玉繩、王念孫、錢年夜昕等人的結果，廣校諸本，詳加考訂，審慎取舍，點校本出書說明評價金陵書局本“校勘相當精審，是清朝后期的善本”，是準確的。張文虎用單注本《索隱》替換了合刻本，是以盡管同屬三家注系統，金陵書局本與黃本的文本面孔也有必定差異，沿用原來的藍本，也最年夜限制地堅持了與已經暢通半個世紀的《史記》點校本的分歧性。
更主要的是點校本二十四史作為一個通行本的定位，需求獲得延續。“通行本”和專書收拾，應該有所區別。就《史記》的收拾而言，作為專書收拾，可以更深刻更豐富，可以包養網 “校異式”、“藍本式”、“定本式”多種校勘方法并行。顧頡剛師長教師當年的計劃，除了以金陵書局本為藍本的標點本外，還包含以黃本為藍本的《史記》三家注匯校本，甚至收拾出《集解》《索隱》《正義》單行本，我認為都是需要的，有價值的。可是作為一個通行本，假如必定要退到宋本為藍本，文本面孔和校勘記都會遭到影響。簡單地說，點校本二十四史作為“通行本”的特質應該獲得最年夜水平的尊敬和延續，同時我們也支撐對二十四史進行全方位、多層次的專書收拾，并且已經有相應的計劃。
《史記》的修訂本即將面世，想請您具體從這部書的校點上談談在哪些方面做了修訂？
徐俊：《史記》是最受各方面關注的一部書，關于點校本《史記》的成書和修訂細節，後面已經多處談到。《史記》點校本完成最早，當時處于探索階段，不像1963年以后各史有規范的體例，再加上幾乎就是顧頡剛、宋云彬等幾位師長教師個人之力完成，比較多地依賴于張文虎的《札記》，與后來各史收拾的標準做法有必定的距離，是以，《史記》修訂本在更換新的資料水平上，是比較年夜的。歸納起來，比較凸起的有四個方面：
起首是廣校諸本。修訂組所用通校本、參校本達十種，宋元明清最有代表性的《史記》刻本都囊括在內，包含有“乙部之冠冕”之稱的臺灣傅斯年圖書館躲北包養 宋景祐監本《史記集解》、被japan(日本)定為國寶的japan(日本)國立歷史風俗博物館躲南宋黃善夫三家注合刻本，還有日躲六朝鈔本、唐鈔本，敦煌寫本等。選用善本之精，校勘規模之全，超過此前各家。
其次是新撰校勘記。修訂組復核了點校本對藍本所作的所有的校改，包含方圓括號改補和暗改。已經厘正的從之，存疑的穩重考慮，錯誤的予以糾正，統一撰寫校勘記，觸及增刪正乙的主要改動都出校說明。
第三是標點轉精。修訂組校核了三家注的一切引文，對于厘清三家注引文文本、完美引文標點等，有明顯的感化，使三家注標點更準確。
第四是匯聚後人結果。修訂組充足應用前賢時彥的校勘研討結果，適度參考出土文獻，同時我們約請地理、歷法、禮制、中外關系等專門領域學者參與修訂，一些爭議問題有了相對更準確的結論。
《史記》修訂任務觸及的面向太年夜，難以歸納綜合周詳。以南師年夜趙生群傳授為首的修訂組，連續不斷地任務了六年多，解決了良多復雜的學術問題和校勘細節，結果豐碩。限于體例，有些很主要的內容難以在點校本中表達，校勘記也重要集中在結論層面，大批的基礎任務放在校勘長編中，待長編出書后，大師可以更周全地共享這次修訂的結果。
良多人都有疑慮，當時二十四史的點校是傾全國之力，史學界最好的學者幾乎都分歧水平地參與了。現在能夠不具備這樣的條件了，若何保證修訂的質量呢？
徐俊：應該說無論是前次點校，還是這次修訂，都是一次全國學術氣力的集聚，沒有海內外中國史學、文獻學及圖書館界的鼎力支撐和參與，不成能做到。前包養 次點校，計劃經濟時代行政的感化比較明顯；這次修訂，嚴重項目學術資源的感化加倍凸起。國家教導、科研、出書等主管部門在修訂工程的立項、經費、人力等方面支撐力度很年夜，承擔單位、掌管人盡心盡力，中華書局作為組織者和出書者，成立專門部門負責修訂的日常任務，保證了任務的有序進行。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對各史承擔單位和修訂掌管人的遴選，我們綜合考量了原點校單位、專題文獻收拾或斷代史研討積累、學者人力配備等諸多原因，堪稱一時之選。
關于若何保證修訂任務質量，最主要的當然是修訂原則和體例、修訂團隊、各史修訂計劃等年夜關節。除此之外，貫穿于修訂全過程的是任務法式，是以我們提出“法式保證質量”的原則，請求每一個步驟任務都可回溯，經得住覆案。任務開始的時候，有人建議直接在電子版上加工，我們覺得不當。修訂要充足接收點校本已經獲得的標點校勘結果，不是一本新書。電子稿不克不及保存修訂痕跡，不克不及顯示改動過程，不了解哪些處所改了，哪些處所增添了，專家審稿和編輯審讀中無從比較，也無從權衡修訂的質量。所以在“法式保證質包養網 量”的原則下，我們制訂了一套嚴密的任務流程。好比“任務本”軌制，一切的任務都要在我們供給的任務本上進行。任務本出自我們開展多年的“中華古籍語料庫”，其藍本是點校本，但錯誤率低于紙本，比臺灣“中研院”的數據庫本還要低。從藍本復校到通校本、參校本的校勘記錄，都必須在統一印裝的任務本上進行，清楚記錄一切版本異文。這樣做的好處，是保證每一環節的任務都是可回溯的。同時，我們組織專業校對，對藍本、點校本進行逝世校，供給給各修訂組。
另一個主要環節是“校勘長編”軌制。史文的任何一處改動，都必須寫成校勘長編。校勘長編也有規定的格局，包含卷次、頁碼、行次、原文、校勘記錄、校改計劃。點校本就是這么做的，這次是延續了以前的做法。一方面，規范了修訂組內部的任務流程，掌管人通過校勘長編，有用地掌握修訂標準和范圍深度的分歧；另一方面，也滿足了整個審稿、定稿過程的可回溯請求。從修訂本最后的清本看，改動并不是那么多，可是可以很明白地看到每一處改動，可以包養網 復查每一處改動的依據。
此外，完美的專家審稿和編輯審讀軌制也很是主要。一套完全的審稿法式，也是保證修訂質量的基礎。各史修訂計劃、樣稿審讀，都有審定委員和外審專家參與。《史記》定稿前，我們約請了三十多位專家分別審讀，都反饋了詳細的意見，表現出高度的責任感。編輯小組則全部旅程參與任務。以《史記》為例，除了書面審讀意見，修訂組和編輯組一路對每一條校勘記、每一處改動都進行過認真討論。
修訂工程到了中后期，最難的就是在保證質量的條件下保證進度。計劃經濟時代雖然有各種局限，可是可以集中最強的氣力，唐長孺、王仲犖師長教師等，都在中華書局任務了十多年，天天跟大師一路下班，面對面坐著。那時當然有各種政治學習，宋云彬師長教師就是上午年夜煉鋼鐵，下戰書才幹做點校任務。可是那時沒有現在的學術考評、教學任務、科研指標。這次修包養 訂，為了保證各修訂組在現行的學術體制下，有更好的任務環境，教導部和新聞出書總署聯合發了文件，請求各承擔單位將此項目依照教導部重點項目對待。可是良多人在做修訂任務的同時，還有沉重的教學、科研任務，確實做得很艱難，時間很難保證。我很是能體會參與者的難處，現在的學術環境，對做長線的古籍收拾項目很晦氣，更何況這是一個修訂項目。我們盼望借著這個基礎文獻的收拾任務，與教學科研相結合，對各承擔單位的學科建設起到一些積極的感化，事實上已經有良多學校借這個機會組成了班子、梯隊，把這個項目作為專題研討的一個平臺。
總體看來，各史本來的點校質量不平衡，現在的修訂任務相對規范、統一，從已包養網 經完成的情況看，基礎質量都比較好。在原有基礎上，構成一個體例統一、標點準確、校勘精審、閱讀便利的新的升級版本的目標，無望實現。
除了《史記》，其他各史修訂本的出書計劃，您可否略微流露一下？
徐俊：除《史記》之外，已經脫稿的有四種，其他各史，包含篇幅比較年夜的《宋史》《明史》，都在陸續交稿。依照計劃，所有的修訂任務將在2015年完成，本年和來歲會集中交稿。《史記》是準備發布的第一種，很快就要與讀者見面了。《史記》是最受關注的一種，《史記》的情況也最復雜。我們盼望通過修訂本《史記》，把各種復雜的問題都抓到，更有利于以后各史的編輯出書。可是從編輯加工的角度看，碰到的難度超乎我們的預計，所以，所有的完成出書應該要到2017年。編輯小組臨淵履薄，會盡最年夜盡力完成各史的編輯加工，早日呈現匯聚當代學人最新結果的修訂本二十四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