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害詞：聶紺弩 蕭軍 陳漱渝 文人來往
他膚色漆黑，顴骨隆起，背佝僂著，措辭時底氣缺乏，有時還哮喘，但雙眸炯炯有神，似乎能穿透人間萬物。這就是我對聶紺弩師長教師的最後印象。當時他73歲，遭遇了近十年的監倉之災，剛從山西獲“特赦”前往北京。直至1979年3月和4月，他才先后被摘失落“左派分子”和“反反動”這兩頂帽子，恢復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黨籍。不知怎地，一見聶老，我腦海中馬上冒出了清代詩人徐宗干《詠炭》詩中的兩句：“一味黑時猶有骨，非常紅處便成灰。”聶老當時雖處窘境，但私密空間仍傲骨嶙峋，橫衝直撞。
1979年，聶紺弩與夫人周穎成婚五十周年合影
我是理科生，當然了解聶總是詩人、雜文家，對古典文學甚至說話學都研討很深。我1976年4月即調到北京魯迅研討室任職，也了解聶總是魯迅暮年接觸較多的右翼作家之一。1934年他主編《中華日報》副刊《意向》，登載過魯迅20多篇雜文，此中就有《拿來主義》《漢字和拉丁化》《略論梅蘭芳及其他》這些有名文章。魯迅遺物中還保留著這些報紙，不外由於時光太長，一碰就會失落渣，無法翻閱。
昔時《意向》副刊付出稿酬的尺度年夜約是每千字1元，但為了優待魯迅如許的高文家，聶老每篇短文按3元付酬。魯迅跟聶老惡作劇說：“那我以后投給你的稿子要越來越短了。”1936年頭聶紺弩等開辦《海燕》月刊，魯迅親身題寫了刊名，又在該刊頒發了9篇雜文。魯迅往世之后，聶總是治喪委員會成員，16位啟靈扶柩者之一。聶老還撰寫了一首有名的悼詩《一個高峻的背影倒下了》：“一個高峻的背影倒了，在無花的薔薇的路上——那走在前頭的，那高擎著頑強的火炬的，那用最洪亮的聲響唱著歌的，那比一切人都高峻的背影倒了，在暗夜，在風雨暗天的暗夜！……”
一、復原蕭軍決斗的汗青現場
我在跟聶紺弩白叟未幾的接觸中，有兩次記憶最為深入。
第一次是1976年11月11日下戰書，地址在北京東直門外左家莊新源里9樓3單位33室聶老的居所。帶我往的是魯迅博物館研討室的老主任李何林師長教師。李師長教師是魯迅研討界的奠定者之一，僅比聶長幼1歲。李師長教師之所以親身出馬，由於此行是在履行一項政治義務。國人都不會忘卻1976年那金色的秋天。10月6日晚，中共中心召開政治局緊迫會議，一舉破壞了病國殃民的“四人幫”，停止了十年之久的“文明年夜反動”，緊接著，就是緊鑼密鼓地清理“四人幫”的實際罪惡和汗青罪惡。我們的下級單元國度文物局承當了查詢拜訪“四人幫”成員張春橋汗青劣跡的義務，而聶老已經跟張春橋打過交道。非常風趣的是：此次嚴厲的“外調”居然是從蕭軍跟張春橋打鬥這件佚事聊起。
1976年11月，作者拜訪聶紺弩后寫的記載
在此次造訪聶老前不久，我曾跟李師長教師及另一位同事金濤一路，到北京西城鴉兒胡同6號造訪過“西南作家群”領甲士物蕭軍。蕭老一啟齒就跟我們聊起他跟張春橋的接觸。他說：“魯迅往世之后，成立了一個治喪委員會，但這只是一個名義，詳細的工作都由治喪處事處來做。我是擔任人，張春橋在我手下跑龍套，做點掛號挽聯花圈之類的工作。后來，我被情感差遣，到萬國公墓的魯迅墳場前燃燒了一些刊登弔唁魯迅文章的刊物，如《中流》文學半月刊的《悼念魯迅師長教師專號》。張春橋的伴侶馬吉蜂就寫文章譏諷我。我約他在上海徐家匯一帶的空闊菜地決斗，張春橋作為馬吉蜂的證人，聶紺弩、蕭紅作為我的證人。一上手，我就絆了馬吉蜂一個跟斗，撲上往又給了他三拳，第二回合，我又把他打垮了，正告他：你再寫文章罵我，我還揍你。”
我跟聶老復述這件佚事。聶老說，“確有此事，蕭軍燒的是《中流》《作家》一類刊有弔唁魯迅文章的刊物，馬吉蜂寫文章嘲諷蕭軍搞封建科學。蕭軍年夜怒，帶了一根鐵棍，要跟馬吉蜂決斗。張春橋是馬吉蜂的見證人。我跟蕭紅是蕭軍的見證人。蕭紅怕真出人命，奪走了鐵棍，馬吉蜂個子年夜，但蕭軍習過武，兩人打得八兩半斤。后來蕭軍見人就說他打贏了，但我可以證實，馬吉蜂就地并沒有認輸。”說這番話時，聶老顯出了孩童般頑皮的神色。
二、回想因共享空間辦報和曹聚仁發生牴觸
我們訊問《中華日報》副刊《意向》的情形。聶老說：“《中華日報》是公民黨汪精衛改組派的報紙，但該報的文藝副刊《意向》等于是‘左聯’半公然的機關報，具有自力性。《戲》周刊也是這般。我是經由過程葉紫熟悉魯迅并約他寫稿的。魯迅給我寫過一些信，但他往世前我年夜多燒了。由於我進了黨，必需斟酌魯迅的平安。”
造訪聶老，天然會問及他跟曹聚仁的牴觸，由於這不純真是私家之間的糾葛，而是觸及對魯迅1936年2月21日致曹聚仁信的懂得。聶老說，魯迅臨終前不久，想跟他和二蕭等一些右翼青年作家合編一本刊物。胡風提議刊名為《海燕》，魯迅批准并親身題寫了刊名。印刷費是大師一路湊的，編纂庶務由他承當。那時出書刊物，必定要注明刊行人和地址，并交法院報備。但聶紺弩不克不及公然成分，第一期“刊行人”就用了一個“史青文”的化名。地址印的是上海兆豐路人和里8號。刊物是以遭到正告。一天早晨，他在上海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碰見了曹聚仁。“那時曹聚仁跟徐懋庸住在一路：曹是二房主，徐是三佃農。”曹聚仁自動跟他打召喚。聶心血來潮，就想請曹聚仁出頭具名做《海燕》的刊行人。曹不同意，聶勸了半天，陳說了良多來由，他認為曹默許了，所以《海燕》第二期出書時，刊行人就印上了曹聚仁的名字。刊物預備刊行時，聶往代售該刊的群眾雜志公司，正看見曹用油墨把第二期上他的名字一個個涂失落。曹說：“我沒有承諾，你誤解了。”2月19日，曹給魯迅寫了一封起訴信，魯迅21日共享空間復信調停。由於曹不只頒發了公然講明，並且把聶告到了法院。《海燕》第一期印出后，當天售盡兩千冊，可見廣受接待。第二期印出后，以“共”字罪被禁，同時被禁的刊物有二十多種。聶也被判罰款50元，當然并沒有真往交罰款。
魯迅的這封信，從字面意思來看，是想緊張那時的態勢，所以先批駁聶因是年青人劇烈的熱忱，掉臂前后，又對曹“懷著同情，卻又不克不及不有所掛念的慘淡經營”表現懂得。曹聚仁感到刊物只需“內在的事務沒有什么，就可以安然”，魯迅表現這“是不克不及求之于此刻的中國的事”。由於政府追蹤關心的“并不在內在的事務，而在作者”，對于凡登載右翼作家作品的刊物，“前程的荊棘是良多的”。對于《海燕》的夭折，魯迅當然是悲憤的，由於這是魯迅跟青年作家配合開辦的最后一種刊物，內在的事務底本豐盛，剛刊行時的勢頭又那么好。
三、說明為何被魯迅公然批駁
在繚繞樹立文學界抗日平易近族同一陣線睜開的“兩個標語”之爭中，聶總是旗號光鮮地擁戴魯迅提出的“平易近族反動戰鬥的民眾文學”標語，否決周揚等人率先提出的“國防文學”標語。但在《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同一陣線題目》一文中，魯迅卻公然批駁了聶老，原文是：“人們假如看過我的文章，假如不以徐懋庸他們說明‘國防文學’的那一套來說明這標語，如聶紺弩等所致的過錯，那么這標語和宗派主義或關門主義是并不相關的。”對于這個題目，聶老的答覆是：“馮雪峰對魯迅說，‘國防文學’標語是上海地下黨提出的，不克不及公然否決，周全否認。‘兩個標語’可以并存，現實上是馮雪峰的看法，目標是加大力度連合，緊張牴觸。魯迅批准了這個看法，并以本身的名義公然頒發了《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同一陣線題目》，所以‘兩個標語并存’也是魯迅在顛末跟友人商討之后贊成的看法。”“兩個標語論爭”的題目在那時和當下都是一個眾所紛紛的題目，但作為汗青的介入者和見證人，聶老的說法無疑是值得參考的——至多是一種說法。
我對于46年之前的此次訪談之所以記憶這般清楚，完整不是靠的“好忘性”，而是靠的“爛筆頭”。我就地當真做了速記，回單元后頓時停止了收拾，這收拾稿還保留在我的一本采訪日誌傍邊。1977年，我地點的魯迅研討室預備編一部材料完全的《“兩個標語”論爭集》，而由于時光不敷，第一次采訪時聶老又語焉不詳，便用通訊方法請他再設定一次時光，那年2月26日，聶老復信說“何時枉顧均可”，所以4月初我就跟同事張小鼎再次登門了。
1977年2月26日，聶紺弩寄給作者的信
這回見到的聶老身材更差，他坐在床上，腰后墊了一個枕頭，腿上蓋了一條褥被。小鼎是我的師兄，熱忱博學，后來調國民文學出書社，編纂過《瞿秋白文集》《茅盾選集》《老舍選集》等主要著作，重要毛病是有時措辭有點啰嗦。我記得我們連板凳都沒坐熱。“周婆”就走出去對聶老邁聲嚷嚷：“你這病恰好一點，欠好好歇息再病了怎么辦？”“周婆”指聶老的老伴周穎，鄧穎超的校友，天津覺醒社成員。1929年跟聶老成婚，開國后曾任全國政協常委，平易近革中心常委。
我問聶家的伴侶，“周婆”這個稱呼從何而來？答覆是：這是聶老對夫人的昵稱。聶老因錯案勞改時，就寫過一首七律《柬周婆》，描述他那時砍柴背草推車的情形。周穎短發，臉盤方圓，我們采訪昔時曾經67歲，所以大師都隨著叫“周婆”，并不以為掉敬。那天“周婆”一聲吼，我們了解是下達逐客令，便嚇得趕忙告辭，一敗塗地，所以采訪也一無所得。
至瑜伽教室于此后聶老還為我們撰稿沒有，現已毫無印象。我們擬編的《“兩個標語”論爭集》也因故流產教學。1986年，聶老走完了83年的坎坷平生。2004年，他家鄉的武漢出書社出書了一部十卷本的《聶紺弩選集》，為他建築了一座非人工的留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