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陣》是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都分會會刊，于1939年2月16日創刊。此后，《筆陣》曾三度休刊、三度停刊。1941年11教學月20日，是其二度停刊，出書新一期，厲歌上帝編。重新二期起，由葉圣陶、牧野（厲歌天）主編，1943年4月15日出至新八期休刊。1943年1月15日出書的新七期，頭篇文章是茅盾的論文《“詩論”管窺》，刊末還刊登了一封茅盾給牧野的回信。經查，新舊版的《茅盾選集》和《茅盾年譜》都沒有說起此信，應該是佚信，其內在的事務如下：
牧野師長教師：
十月二十七日手示奉到多日，乃因準備赴渝，瑣事叢雜，遂遲作答，殊為抱歉。《筆陣》昨始收到新五期，拙作《桂林通信》等二稿蒙登載新六七期，甚感，惟稿酬所不敢受。此因該二稿已在此間出板（按：原文這般，下同）之人人間及詩創作中先登出矣，該二期刊皆為在月初出板者。此事應該向師長教師略加闡明。兩稿先后寄給盛亞兄后，弟處本留有草稿，后此間友人索稿，見此二篇，詢知為《筆陣》寫，而《筆陣》則此間無代售，不成得見，遂謂兩用無障，拿了往付印。那時弟因借此了卻一事，輕減累贅，固所甘願答應，且意謂《筆陣》出板在前，刊行不及桂林，該二註銷板必后，刊行不限于成都，似乎兩不相礙。不意《筆陣》因印刷關系，出板反后，則該二刊先已在成都會上發見而《筆陣》登此二稿遂形同轉錄發載，此為弟所對不起《筆陣》者，稿酬自不宜再受。惟既已匯來，退回反多周折，故一面弟即收下，一面請葉圣陶師長教師代弟回還《筆陣》，附致圣陶師長教師一信，即祈代交，并與面洽為荷。弟赴渝后當續為《筆陣》再寫，并看不再鬧此種糾葛。蓋此間文藝刊物多至十二種，一家應付一篇，已索十二篇，弟文思遲拙，其實敷衍不開，而索者又頗韌性，故有上述之事，日內即赴渝，余容后詳，即頌
日祺
弟雁冰啟 十一月二十二日
茅盾的寫信每日天期較易斷定，為1942年11月22日。那時他尚在桂林。
需求略為闡明，這封信迄今沒有進進研討者視野的客不雅緣由。筆者查閱了六本分歧起源的《筆陣》新七個人空間期，發明只要兩本的目次中有“茅盾師長教師來信”這個題目，別的四本則沒有。除此以外，其他篇目一樣，只是頁碼稍作調劑。就是說，新七期現實上存在兩個版本。——目次中有“茅盾師長教師來信”那一版的封面的高低雙方及木描繪浮現金黃色，另一版的封面的高低雙方及木描繪浮現茶青色。前者的刊行量應當少于后者，很年夜水平上下降了這封信被后人留意到的概率。
《筆陣》新七期的黃版與藍版，圖片均來自“雜書館”
這封信，對清楚茅盾客居桂林時代的創作和頒發情形很有輔助。牧野在10月27日的信中，告訴茅盾的《桂林通信》等二稿將登載于《筆陣》新六期和新七期，并且匯來稿費。茅盾在回信中，對此表現感激，卻婉拒稿費，并闡明情形。本來，兩稿先后寄給劉盛亞小樹屋后，又被桂林當地的友人索往頒發。茅盾原來認為，《筆陣》會先行註銷，不意因印刷關系，出書反后，被它刊及鋒而試，形成“《筆陣》登此二稿遂形同轉錄發載”的局勢，讓他覺得對不起《筆陣》。不外，茅盾信中稱《筆陣》“刊行不及桂林”，似乎有誤。由於新三期、新四期的私密空間經售者之一即為桂林的集美書店，新五期則改為桂林的三戶圖書社。茅盾在處置稿費題目時，不直接退回，而是寫信給故人葉圣陶，代他回還給《筆陣》，還說以后會持續投稿給《筆陣》。那時的桂林，用茅盾的話來描述，就是城市不怎么年夜，“文明市場”卻是特殊年夜，據聞書店出書社快要七十家，短短一條桂西路，是名副實在的書店街。是以，身為名作家的茅盾，不免成為編纂的“重點照料對象”，信中說“已索十二篇”。他將兩稿交當地友人往頒發，實乃無法之舉。想不到又出忽略，欠下新的情面。
所謂兩稿，即《雨天雜寫之四》和《“詩論”管窺》，分辨頒發于10月15日出書的桂林版《人人間》第一卷第一期、10月30日出書的《詩創作》第十五期。茅盾后來在其回想錄里，專門談到“我還被《詩創作》的主編胡危船高超的逼稿手腕逼出了一篇《‘詩論’管窺》”，“鳳子接編了上海遷來桂林的《人人間》也要我支撐”。由此可見，信中的“友人”是胡危船和鳳子。不外，回想錄里所稱的《“詩論”管窺》是被胡危船逼出來的，對比信中內在的事務，是不確的。
《雨天雜寫之四》寫于6月27日，《“詩論”管窺》寫于8月23日。那么，茅盾先后寄給劉盛亞的每日天期也應當相距不遠。再來看前幾期《筆陣》的出書時光：新一期1941年11月20日就已出書，但新二期卻延遲到1942年5月1日剛剛出書，中心竟然相隔半年之久，新三期6月1日出書，新小樹屋四期又到8月20日出書，至于茅盾信中提到的11月21日才收到的新五期，是10月15日出書的。最幻想的狀況，兩稿設定在新四期、新五期，就不會讓茅盾自己為難了。但《筆陣》出刊的時光這般不穩固，勢必形成以往稿件的大批積存和延后頒發。在新二期的“編后雜記”里，就有如許一段話：“這一期總算是出書了，不外，除了《查太頓的悲痛》之外，年夜部門沒有照預告的文章排出，緣由：這刊物太難出了。同時我們也感激孟超師長教師沒有索回《查太頓的悲痛》底厚誼。”據牧野回想，由於經費嚴重，人手缺乏，《筆陣》的出刊一向存在很年夜的艱苦。再加上蓉、桂兩地溝通不暢，終極《雨天雜寫之四》登載于11月15日出書的新六期，並且標題在目次中改為《桂林通信》，在註釋里又作《桂林通信（雨天雜寫之四）》，《“詩論”管窺》則頒發于新七期。公允地說，發稿延期，《筆陣》編纂部也要負必定的義務。
茅盾的兩篇稿子，都是寄給劉盛亞，闡明兩人友誼匪淺。劉盛亞曾是文協成都分會的理事，常在《筆陣》頒發文章，還協助牧野組織稿件。劉盛亞在德國留學時，老友周文就曾向茅盾推舉過他所譯的托爾斯泰的《年少》。抗戰周全迸發后，劉盛亞回國，輾轉離開成都。在周文的激勵下，他寫出《德國文藝之俯瞰》，寄給噴鼻港的《文藝陣地》。不久，劉盛亞收到茅盾的信，闡明要用這篇稿子，并盼望他持續寫些德國的情形。于是，劉寫了“卍字旗下”的第一篇《平易近間紀事》。此后，持續寫出其他篇。其后是《小母親》。后來茅盾往新疆，顛末成都，在開通書店停了幾個鐘頭，想和劉盛亞見一面而不得，還給他留下了一張手刺和鉛筆的字條。從蘭州，茅盾又寄來一信。此后，劉盛亞經常向茅盾請益。是以，他為《筆陣》來向茅盾約稿，通情達理，勝利率也高。
茅盾寫信時，曾經在準備從桂林往重慶。早在1942年5月初，蔣介石就派劉百閔來桂林，約請由港回來的文明人士往重慶。茅盾遲遲沒有承諾。剛好那時葉圣陶也來桂林，7月初劉百閔還委托其向茅盾等人勸告。到10月底，茅盾顛末反復衡量，決議往重慶。可是，他“除了買米的錢，身上并無余款”，不得不想法張羅盤纏。他在信的開首說“乃因準備赴渝，瑣事叢雜”，實在是在為彌補腰包，抓緊時光編幾本集子。一本是《見聞雜記》，一本是《白楊禮贊》，別的一本《茅盾自選短篇集》則沒有經由過程審查。是以，筆者唐突測度，茅盾收到牧野寄來的稿費，沒有當即退回，生怕也有急需用錢的斟酌。《筆陣》的稿費年夜約是每千字十五元至二十元。
關于《雨天雜寫之四》，還需求多說幾句。新版的《茅盾年譜》稱：這篇文章“后支出《時光的記載》，改題《雨天雜寫之一》”。后面還對文章內在的事務作了概述。此處有誤，應當是改題《雨天雜寫之三》。改題《雨天雜寫之一》一文的出處，來自1943年4月1日出書的桂林版《人人間》第一卷第四期，原題為《雨天雜寫之三》。《茅盾年譜》里的內在的事務概述，也就文不合錯誤題。究其緣由，是李標晶和王嘉良主編的《簡明茅盾辭書》（甘肅教導出書社1998年版）中的相似表述被移植過去所招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