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是《三國演義》嘉靖元年本刊刻500周年。作為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長篇章回體汗青演義小說，從手手本、坊刻本到官刻本的正式面世，表白其在文學與汗青的互滲史上家教意義非凡。此后，汗青演義小說不竭涌現，明清以來有百余種，蔚為年夜不雅。
演與義：淺顯與經傳
《三國演義》只是淺顯說法，嘉靖元年刊刻本的全稱是《三國志淺顯演義》，簽訂為“晉平陽侯陳壽史傳，明羅本貫中編次”。“三國志”闡明這部小說脫胎于晉陳壽所撰史乘《三國志》，據野史而編。“淺顯”意味著語體的變遷，由《三國志》的白話變更為“話須淺顯方傳遠”的口語，融匯大批街談巷語。“演”是扮演、歸納，答應呈現藝術的虛擬，尤其是文藝扮演中的“三國”戲。杜寶《年夜業拾忘記》中就有隋煬帝不雅看曹操譙水擊蛟、劉備檀溪躍馬的水上戲扮演的記錄；蘇軾《東坡志林》中也記有涂巷中小兒愛聽“說三國是”的藝術扮演。元代呈現坊刻的《至元新刊教學場地全相三分事略》《至治新刊全相說書三國志》等，這些都是平話人的藍本，而元雜劇中的三國戲，如關漢卿《關年夜王單刀會》《關張西蜀夢》、高文秀《劉先主襄陽會》《周瑜謁魯肅》、于伯淵《白門斬呂布》、石君寶《東吳小喬哭周瑜》、武漢臣《虎牢關三戰呂布》等，達60種之多，三國故事完整是“演”出來的。
“義”是一種倫理評判，展示品德幻想，共享會議室是公理、忠義、孝義，抑或是情誼。羅貫中“編次”《三國演義》意在進修孔子編纂收拾《年齡》，《史記·孔子世家》載孔子“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劉知幾《史通·惑經》也說：“夫如是，夫子之修《年齡》，皆遵彼古怪，習其訛謬，凡所編次，不加刊改者也。”人們稱孔子收拾魯史而成《年齡》，即謂“編次”。羅貫中視陳壽撰《三國志》為“史傳”，本身的“編次”是在以“史”傳“義”，這合適中國前人的“經傳”思想。
詩與史：目次學上的沉浮
與柏拉圖《幻想國》中詩人與愚人三言兩語的爭持分歧，中國的詩人與愚人（或思惟者）能協調相處。前賢在“詩”后安置一個“經”字，一部陳舊而浪漫的西方詩歌，不論是“詩三千”仍是“詩三百”，就成為人倫教化的法例與規范。一首“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正人好逑”的愛戀主題情歌，演變為后妃之德的宣傳標語，成為“風全國而正佳耦”的倫理教化東西。“詩”后著“經”，在付與詩經典位置的同時，也束縛了詩的闡釋空間和本真性格。孟子說“《詩》亡然后《年齡》作”，節拍協諧的精美詩歌被包括有“微言年夜義”的紀年記事體史乘取代，可視作晚期文學向史學的一次轉型。
《年齡》有“三傳”，《左氏年齡傳》是以史解經。同時，前賢們又以賦傳《詩》，《漢書·藝文志·詩賦略》載：“古者諸侯卿年夜夫交代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年齡之后，周道漸壞，聘問歌詠不可于各國，學《詩》之士逸在平民，而聖人掉志之賦作矣。”年齡以后，辭賦繼續《詩》的效能，以“微言”承載古詩之“義”。《詩》《年齡》、辭賦三者互動，持續著文學與史學的互動。
以古代體裁學不雅念來看，《三國演義》天然回進文學類，《續修四庫全書》就將其列進“集部小說類”。但“小說家”最早卻被回進“諸子”之列，劉歆《七略》將晚期典籍回類為“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法略”“數術略”“方技略”，《詩經》屬“六藝略”，“小說家”與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并列為“諸子”十家，但不進“九流”。西晉荀勖編《中經新簿》改“六”為“四”：六藝回進“甲部”，“小說家”連同諸子回進“乙部”，史乘回進“丙部”，“詩賦”回進“丁部”。至東晉李充編《晉元帝四部書目》，將乙、丙兩部交換，“史”升而“小說”降。至《隋書·經書志》構成經、史、子、集四部定制。在明代私家書目中，高儒《百川書志》將《三國演義》回進“史部”，而霸道明《笠澤堂書目》列其為“子部小說家”類。從《七略》到《續修四庫全書》，小說由子部進進史部，由高于史部到降為集部，這舞蹈場地種目次學上的沉浮，正可見其具有諸子思惟、史家敘事、文學歸納的三重特征。《三國演義》就是一部集史家紀事、諸子義理和文學虛擬為一體的史詩級作品。
史詩與詩史：經典的出生
史詩是史學的文學化，詩史是文學的史學化。追溯史詩之源，《詩經》雅頌諸篇就有以詩論述周王朝的汗青，而《左傳》《戰國策》等在敘事中又有賦詩的傳統。《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等野史中載有大批詩賦作品，如《史記·屈原傳記》有《離騷》，《史記·司馬相如傳記》錄《子虛賦》《上林賦》，《漢書·揚雄傳》載《長楊賦》《羽獵賦》，《后漢書·班固傳》中載《兩都賦》。文學作品因史乘而得以傳播，史乘因文學作品的存在而使人物列傳更飽滿、更富有文采，這是文學與史學的再一次互動。
詩史傳統由杜甫首創，以詩筆記載安史之亂時代的史實，文學創作具有史學偏向。到了章回體小說，又在小說敘事中嵌進大批詩詞歌賦，這是中國小說所獨佔的一個文學景象。《三國演義》在睜開汗青敘事前，起首引進楊慎詠史詞《臨江仙》（“滔滔長江東逝水”），展墊整部小說“長短成敗回頭空”的悲情基調，抒發“古今幾多事，都付笑談中”的汗青感悟。嘉靖元年本卷九“諸葛亮智說周瑜”回，存有一篇借孔明之口誦出的曹植《銅雀臺賦》，這篇賦本于《三國志·陳思王植傳》裴松之注文轉陰澹《魏紀》條，但《三國演義》中的賦文比《三國志》多出兩段文字：一段是“列雙臺于擺佈兮，玉龍與金鳳。挾二橋于西北兮，若漫空之蝃蝀。俯皇都之宏麗兮，瞰云霞之浮動。忻群才之來萃兮，協飛熊之吉夢”；一段是“御龍旗以遨游兮，周鸞駕而周彰。恩化及乎海宇兮，嘉物阜而平易近康。愿斯臺之永固兮，樂終古而未央”。前一段是借賦“挾二橋于西北兮”句，點明曹操有“誓取二喬”之意，起到安慰周瑜的感化；后一段以儘是帝王氣味的詞翰，展示出“單道他家合為皇帝”的“賦中之意”。《銅雀臺賦》戳中孫吳和周瑜的“禁處”，直接促進小說文本中“聯吳抗曹”、三國鼎峙局勢的構成，成為小討情節不成或缺的構成原因。假如沒有《銅雀臺賦》，何來蜀、吳同盟，何來隨后的赤壁之戰，何來《三國演義》？《三國演義》既是史詩級著作，也是詩史性小說，是文學與史學的第四次互動。
文學與史學：互為書寫彼此闡釋
《三國演義》是高度文學化的汗青小說，章學誠謂其“七分實事，三分虛擬，乃至不雅者往往為所惑亂”。這種“三七”分的定量判定紛歧定合適現實，但讀者在瀏覽《三國演義》時確切會發生“惑亂”《三國志》汗青之感。從主題之“義”來看，《三國志》中《魏書》三十卷，而《蜀書》僅十五卷、《吳書》二十卷。《三國志》為魏國帝王立本紀，給無帝號的曹操寫本紀，而對于劉備、孫權只立傳體，這顯明是以曹魏為正統。而《三國演義》以蜀漢為正統，尊劉反曹鄙吳，劉備成為有皇室血緣、仁義的化身；曹操則為 “寧教我負全國人，休教全國人負我”的奸雄、詭計家。就人物抽像而言，《三國演義》中的劉備善良且“善哭”，而《三國志》中的劉備倒是“喜怒不形于色”之人。《三國志》里“應變將略，非其所長”的諸葛亮，在《三國演義》里成為聰明的化身，而在《三國志》中“建專斷之明，出世人之表，實奇才”、且年長諸葛亮六歲的周瑜，在《三國演義》里常常顯出年少氣盛之態。就小討情節來看，《三國志》并無 “桃園結義”這個情節。曹操借獻七星刀刺殺董卓、三英戰呂布、劉備摔阿斗、孔明借春風、孔明三氣周瑜等情節，皆是小說虛擬的故事。張飛鞭督郵，《三國志》中是劉備鞭督郵；關羽溫酒斬華雄，《三國志》里的華雄是被孫堅部隊所殺；張飛長坂坡先咆哮再拆橋，《三國志》里是先拆橋再咆哮；甚至連《三國演義》里最主要、範圍最年夜的赤壁之戰，在《三國志》里也只是一場連產生地都記錄不清的小戰爭。這些虛擬的人物、情節不少源自別史、逸聞，這也是小說被冠以“史之主流”“野史之余”“稗史”“外史”之名的緣由。
從繼《詩》而作《年齡》，到《左傳》中“賦詩”，再到《史記》《漢書》等史籍中載錄詩賦，文史相互承傳；從史詩到詩史，本著“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主旨，文史互為書寫；從諸子略中的“小說家”到“史部”雜史，再到“集部”小說類，文史相互包括、彼此闡釋。史學歸納成文學作品，文學創作浮現史學化特征，而自其泉源而來的《年齡》“微言年夜義”，或許說以史解經的義理分析形式，深深影響著“汗青演義”體小說的思惟走向。自辭賦體而來的“憐憫古詩之義”，在史籍中傳播并嵌進后來的汗青演義小說，以“微言相感”的形狀歸納著汗青小說的“年夜義”，詩賦文學則裝潢著中國汗青的思惟走向。“演”是情勢，“義”是思惟，文學是一種豐盛情勢的汗青，“一切汗青都是思惟史”（柯林伍德），一切汗青，又何嘗不是文學的思惟史。
（作者單元：澳門年夜學人文學院）